色的细血管，仿佛一片精致的树叶背面散布着的筋络。
透过纤巧的圆眼镜，她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我：“我猜，以前你家里有小不点儿吧？”
我点点头。
“看上去你倒是挺有办法。”
正在这时，卡迈恩在我怀里哼哼起来。“我想他是饿了。”我告诉斯卡查德夫人。我摸摸卡迈恩的尿布，尿布外面还是干的，但隐隐兜了一泡水，“而且该换尿布了。”
她转身冲着火车头，又扭头对我示意：“那就来吧。”
我把宝宝搂到胸口，摇摇晃晃地从座位上站起来，蹒跚着随她走下过道。坐在二人座和三人座里的孩子们抬起头，用郁郁寡欢的神情望着我从旁经过。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知道大家正往哪里去。依我看，除了年纪小得不像话的几个人，我们全都很担心。主管人员压根儿没告诉我们多少内情，我们只知道要去的是个盛产苹果的地方，累累的果实坠满了枝头，猪、牛、羊在清新的乡间空气中自由自在地漫步。在那片土地上，好心人，也就是好人家，正翘首盼着把我们迎进家门。说到这事，自从离开戈尔韦郡以来，除了一条流浪狗和几只难得一见的胆大的鸟儿，我至今还没有见到过一头牛，也没有见到过一头牲畜。我挺期待再见到几头牲畜，但又将信将疑。我实在太清楚人们嘴里许下的种种美景与现实能相差多少了。
这趟列车上的不少孩子已经在儿童援助协会里待了太久，记不起自己的母亲了。他们大可以重新开始，投入另一个家庭的怀抱——那会是他们所知的唯一一个家。可惜我记得的太多：我记得祖母宽广的怀抱和纤小的双手，记得光线暗淡的小屋，有一堵摇摇欲坠的石墙环绕着逼仄的花园。我记得清晨与日落时分，海湾笼罩着片片浓雾；每当妈妈累得无法下厨，或者我们家穷得买不起美食的时候，祖母会把羊肉土豆送上门来；我记得在幽灵街的街角小店里买牛奶面包。“Sraid a'Phuca”——爸爸用盖尔语11这么叫那条街，因为小镇那一带的石屋都建在墓地上。我记得妈妈干裂的嘴唇和一闪即逝的笑意，记得缕缕忧愁弥漫在我们位于金瓦拉的家中，又随着我们一家人越过重洋，一直赖在我家位于纽约的公寓里不走，盘踞在昏暗的屋角。
此时此刻，我却上了这趟车，正给卡迈恩擦屁股，斯卡查德夫人则在我们身边走来走去，一边用一条毯子挡住柯伦先生的目光，一边指挥我；虽然我用不着指挥。等到卡迈恩被拾掇得干爽洁净，我就让他伏到我肩上，抱着他向座位走去。这时柯伦先生开始分发装满面包、奶酪和水果的午餐盒，还有一杯杯牛奶。我给卡迈恩喂了些蘸牛奶的面包，不由得想起了我常做给梅茜和兄弟们吃的一道爱尔兰菜——加上盐、牛奶和嫩洋葱的土豆泥，如果家里难得一次找得出嫩洋葱的话。饿着肚子上床睡觉的那些夜晚，我们在梦中都会与土豆泥相逢。
给每人发了午餐和一条毛毯之后，柯伦先生宣布：车上有一桶水和一个长柄勺，举个手就可以上前喝水。他告诉我们，车上还有个室内厕所；不过我们很快就发现，所谓的厕所不过是挖在铁轨上方的一个洞，吓得人够呛。
香甜的牛奶面包让卡迈恩飘飘然起来，小家伙在我怀里摊开手脚，长着乌发的小脑袋搁进我的臂弯里。我用那块扎人的毯子裹紧了我们俩。伴着列车富有节奏的轰隆声，在人头攒动、忙碌不停的车厢中，我感觉自己仿佛躲进了桃花源。卡迈恩闻上去跟奶油冻一样甜香，沉甸甸的他让人如此安心，我不禁泪水盈眶。他那富有弹性的皮肤、柔软的手脚、烟熏般的睫毛，甚至他的叹息，无一不让我想起梅茜（怎么可能不想到她呢？）。想到她孤零零一个人在医院里死去，饱受烧伤的痛苦，我实在受不了。为什么我活了下来，她却没有？
当初在我们租住的公寓，曾有些人家颇爱互相走动，互相帮着照顾孩子，分享美食。那些人家的男主人都在杂货铺或锻铁厂干活，女人们在家做做手工，要么钩花边，要么织袜子。每当经过他们的公寓，看见他们排成一圈围坐着，一个个埋头干活，嘴里说着一种听不懂的话语，我就感觉心上像被剜了一刀。
我的父母为了一个光明的未来背井离乡，我们全都深信自己正前往一片丰饶的土地。可惜世事难料，就在这片新大陆上，他们败了，全盘皆输。也许是因为他们太软弱，承受不起移民的种种艰辛，承受不起屈辱和妥协，也不具备移民所必需的自律和冒险精神——这两种精神还自相矛盾。但我仍然禁不住好奇：如果当初爸爸是为家族生意干活，有人管着他，有按期到手的收入，而不是到酒吧当雇员（对我爸爸这种人来说，世上再也找不出比酒吧更糟的工作场所了）；如果当初妈妈的身边有些女伴，平辈的姐妹也好，小辈的姑娘也好（也许，作为陌生人，女伴们能向她伸出援手，让她在贫穷和孤独中得到慰藉），那会怎么样呢？
在金瓦拉，我们一家穷困潦倒，时好时坏，但身边至少还有家人，有相熟的故交。我们有着共同的传统与世界观。直到离开故土，我们才明白当初对这一切是多么习以为常、熟视无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