货真价实的瓷器，紫色勿忘我花纹，镶着银边。即便在爱尔兰，我也只在节日里见过这么丰盛的餐桌，可今天只是一个普通的星期二啊。五位住客和墨菲夫人站在椅子背后，我坐了拉森小姐旁边的空位。
“女士们，”站在主座旁的墨菲夫人说，“这位是来自戈尔韦郡的妮芙·鲍尔小姐。你们可能从报纸上读到过孤儿列车，她正是搭乘这种列车从纽约来到了明尼苏达州。她会在这儿待几天，让我们大家尽到地主之谊吧。”
其余女士都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。其中一位是尼尔森百货公司的柜台小姐，一位在面包店工作，另一位则在《赫明福德纪事报》做前台接待。在墨菲夫人的眼皮底下，所有女士都表现得非常有礼，就连那位骨瘦如柴、满脸愁容的格伦德小姐也不例外——她是个鞋店店员（格伦德小姐从餐桌另一头抛过来冷冰冰的眼神，拉森小姐悄悄对我说道：“她不习惯和小孩子相处”）。我看得出来，这些女人有点怕墨菲夫人。吃晚餐的时候，我发觉墨菲夫人脾气躁、性子急，还喜欢对别人发号施令。如果某人的看法不合她的意，她会环视众人，寻求支持者。不过，她对我真的很好。
昨晚在学校冰冷的门廊里，我几乎没怎么睡觉。在此之前，我又住在一个恶臭难闻的地方，跟三个孩子一起挤在肮脏的床垫上。可今天我有了自己的卧室，整洁的床上铺着雪白的床单和两床干净的被子。墨菲夫人向我道了晚安，同时递给我一件睡袍、换洗内衣、毛巾和牙刷。她带我来到楼下的浴室，那儿有自来水池、抽水马桶和大大的陶瓷浴缸。她让我好好洗个澡，想在浴室里待多久就待多久。别的姑娘可以用另一个盥洗室。
墨菲太太离开以后，我审视着镜中的自己：自从来到明尼苏达州，这是我第一次在一块完完整整、没有污损的镜子里端详自己。一个几乎认不出来的女孩从镜中回望着我。她瘦弱而苍白，双眼无神，颧骨高耸，暗红色的头发乱蓬蓬的，脸颊皴裂，鼻头发红，嘴角生疮，身上的毛衣又脏又旧。我咽了口唾沫，她也咽了口唾沫。我的喉咙痛得很，一定是病了。
在温暖的浴缸里，我闭上眼睛，宛如身在天堂。
我穿着新睡袍，暖和干爽地回到卧室，把门关好锁紧。我背贴着房门站在那里，尽情品味着这一刻。我还从未有过自己的卧室，无论在爱尔兰的家里也好，伊丽莎白街的家里也好，儿童援助协会里也好，伯恩家的走廊也好，格罗特家也好。我掀开床垫上齐整的床罩，钻进了被窝。就连散发着肥皂清香的棉枕套，也让人惊叹不已。我开着灯平躺着，凝望雪白的墙纸上那红蓝相间的小花，头顶洁白的天花板，纹理清晰、有着白色把手的橡木梳妆台，脚下的碎呢地毯和发亮的木地板。我关上灯，躺在黑暗中。等到眼睛适应以后，我能辨认出屋里每件东西的轮廓：电灯、梳妆台、床架、我的靴子。从一年多前走下那辆列车踏上明尼苏达州的土地算起，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安全无虞。
接下来有一个星期的时间，我几乎没有下床。一位满头白发的医生来给我做检查，把冰凉的金属听诊器放在我的胸口，仔细听了一会儿，然后宣布我得了肺炎。我发了好几天烧，她们帮我撩起了被子，拉低了窗帘，卧室门也开着，好让墨菲夫人听见我的喊声。墨菲夫人在梳妆台上放了一个银色小铃铛，叫我有事就摇铃。“我就在楼下。”她说，“马上就能上来。”她整天忙忙碌碌，嘴里嘟囔着她要做的事情太多，嘟囔着哪个小姑娘（尽管她们都工作了，她还是叫她们小姑娘）没有铺床，哪个把盘子扔在了水池里，哪个离开客厅的时候忘了把茶具带回厨房。但只要我一摇铃，她马上丢下一切赶来看我。
刚开始那几天里，我时睡时醒，一会儿睁开眼睛发现柔和的阳光正透过窗帘照进来，再睁开时夜色却已经降临。墨菲夫人端着一杯水给我，透着酸味的呼吸扑上我的面颊，我的肩膀靠在她温暖厚实的身上。过了几个小时，拉森小姐又仔细地把一条叠好的凉凉的毛巾敷在我的额头。墨菲夫人还用鸡汤帮我养病，里面放满了胡萝卜、芹菜和土豆。
意识清醒的那些时候，我总觉得自己在做梦。我真的躺在这温暖的床上，在这整洁的屋子里？真的有人精心照顾我吗？
后来某天我睁开眼睛，感觉好多了。墨菲夫人帮我量了体温，结果体温已经降到华氏100度以下。她一边拉起窗帘，一边说道：“瞧瞧你错过了什么。”我坐起身，目光落到窗外：漫天雪花如絮，在空中飞舞。积雪笼罩了一切，却还下个没完没了，树木、汽车、人行道，还有隔壁的房子，通通成了一片白。此刻醒来，意义重大。我的心也裹上了一层暖意，身上的尖刺渐渐融化。
当墨菲夫人得知我几乎一无所有时，她便开始着手收罗衣服。大厅里有个大箱子，里面装满了住客们留下的衣服，有衬衣、长筒袜、裙子、毛衣套装和短裙，甚至还有几双鞋。墨菲夫人把这些东西全摊在她那间大卧室的双人床上，让我一一试穿。
几乎没有一件不大，但有几件能凑合穿：一件绣着白花的天蓝色羊毛衫，一条带珍珠纽扣的棕色裙子，几双长袜，还有一双鞋。“珍妮·厄尔利，”墨菲夫人轻抚着一条格外漂亮的黄色花裙，叹道，“真是个身材单薄的小姑娘，长得也很美。可后来她发现自己怀孕……”她望了望拉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