秘书丞、同知礼院杨杰就曾经上书：「十二者，律之本声也；四者，律之应声也。本声重大，应声轻清；本声为君父，应声为臣子，故其四声或曰清声。」
「自景佑中李照议乐以来，钟磬箫始不用四声，是有本而无应，有倡而无和，八音何从而谐也？」
「今巢笙、和笙，其管皆十有九，以十二管发律吕之本声，以七管为聿中之应声，用之已久，而声至和协。伏请参考古制，依巢笙、和笙例，用编钟、编磬、箫，以谐八音。」
第一千零七十六章 音乐
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，是因为乐律与时序，度量衡，天文，朝制，礼仪皆有极大的关係。
一句话，这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音乐问题，还是华夏民族一直用来指导民族进步的哲学理论。
音乐和哲学，看起来似乎并不属于一个范畴。
音乐遨游在情绪的天空，被用来描述最深刻、最细腻、最广泛的人类情感世界。
哲学则行走在理性的石阶上，以缜密的思考，严格的逻辑，揭示人类与自然界本质上的规律。
但是两者也有共通之处——同属于人类最高级的思维活动，都超越了语言的羁绊，没有国界的限囿，都是人类共同的财富。
而华夏民族，可以说是最早将它们联繫起来的民族，很早就赋予了音乐以「宇宙信息」的属性。
所谓「奏律歌吕，合阴阳之声。」「圣人作乐以纪中和之声，所以导中和之气。」
夏祭之后，百官们又开始了继续关于礼乐的撕逼，定音，就成了重要的一个争论点。
礼乐礼乐，乐和礼是配套相成的，大宋之立国以来，先后三次定乐，然皆不尽如人意。
其中一项就是标准音高的问题。
太常寺收藏的大乐钟磬一共有三种：王朴製作的乐器，李照製作的乐器，胡瑗、阮逸製作的乐器。
其中王朴之乐，其声太高，太祖皇帝曾经明确表示不满意。
这个问题很严重，因为还是有神秘学因素和情绪体验在里边——「音高则悲，亡国之音也。」
于是仁宗景佑中，又命李照定乐，参照律法以取黄钟之声。
但是这又不符合大宋人的当下习惯，似乎过于低沉，所谓「时人习旧听，疑其太重，李照之乐由是不用。」
到皇佑年间，胡瑗、阮逸再定大乐。比王朴乐声音略低，而声律分布相接近。但是铸成的大钟，音色又出了问题，声音弇郁，所以还是不能用，于是郊庙依旧用王朴旧乐。
但是太常寺乐工在使用王朴旧乐过程中发现了一个问题，「若用王朴乐，钟磬即清声难依，如改制下律，钟磬清声乃可用。」
搞了一百年，朝仪礼祭的音乐始终没搞好。
致仕赵抃也是大音乐家，上书朝廷，陛下此事非我朝乐律大家苏油苏鱼公不可决。
于是在朝会之上，赵顼将这项光荣而重大的任务交给了苏油。
苏油当时都傻了，我啥时候成了我朝乐律大家了？！我手上事情多得一逼，赵公这是要整死我吗？
赵顼呵呵笑，明润你就别谦虚了，当年你可是凭乐律之学，从赵公手里赢取了大白龟的，此事赵公早就给你记在小本本，啊不，笔记里了。
十二岁发明十二平均律，这么巧，你敢说不是天意？
看到群臣投过来的充满对神秘事物的景仰目光，苏油都无语了，这……这也太牵强了吧？！
没办法了，苏油只好接下了这个差事。
这差事不简单。
大乐之作，包括了琴、瑟、埙、篪、笛、委、箫、笙、阮筝、筑，镈钟、特磬、编钟、编磬。
其中镈钟、特磬、编钟、编磬使用最多，所谓「于众乐中声最烦数。」
而宋朝郊庙之乐，则先奏文舞，次奏武舞。
而文舞容节，殊无法度，难称盛德。
而武舞容节，则记录着大宋的建国历程，包括淮扬底定，荆湖来归，邛蜀纳款，兵还振旅等内容。
每一首都有歌词，出自神童出身的大文学家杨亿之手，称为《太常乐章三十首》，是太常寺大礼仪的保留曲目。
但是武舞也是乱七八糟，起码出场方向的和当时宋军进军的方向都不对。
因此不光音乐有问题，连舞蹈也要跟着改。
好在苏油也不是完全的门外汉了，手底下同样有一大帮音乐人才。
其实十二平均律出来之后，整个礼乐定製，对于苏油来说就只有一个问题——定黄钟。
只要确定了黄钟音高，其余所有的音高都能通过数学运算计算出来。
而黄钟，是华夏最重要的基准音。
《吕氏春秋》把这一发明归于黄帝时期的乐工伶伦。
这是一个神奇的音律，《后汉书·律历志》：殿中候，用玉律十二。惟二至乃候灵台，用竹律六十。候日如其历。
孔颖达《春秋左传正义》引《续汉书》：「候气之法，为土室三重，户闭，涂衅必周，密布缇缦于室，中以木为案，每律各一，内痹外高，从其方位，加律其上，以葭莩灰实其端，案历而候之。
其月气至，则灰飞而管通，盖音声之道与天地之气通，故取律以候气。」
黄钟这根律管，在冬至日这一天，会「灰飞而管通」。
冬至，是太阳直射南回归线，北半球全年中白天最短、夜晚最长的一天。